当网红言论左右国家政策？波特兰事件揭示信息时代的“现实裂痕”
近日，围绕美国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部署的法律诉讼，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推向公众视野：部分右翼内容创作者似乎与联邦政府拥有直接沟通渠道，并且其发布的内容正在悄然影响国家政策的走向。这不禁让人深思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“眼见”是否真的“为实”？
社交媒体“战场”如何影响法律判决？
这场始于波特兰的法律纠纷，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场由社交媒体驱动的“现实战争”阴影之下。文章指出，许多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创作者，将冲突场景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内容素材，为自己的账号吸引流量。甚至有报道观察到，抗议者与反抗议者们如同“高中体育竞技对手”般，在现场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拍摄对方，这场“社交媒体上的恩怨”似乎已真实上演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内容并非仅停留在网络空间。据报道，一些内容创作者直接将他们的“作品”传递给政府高层，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关于“国内恐怖主义”的国家政策。这些内容甚至被纳入了法律记录，成为了影响司法判决的关键因素。
法律如何应对“线上现实”？
在“俄勒冈州诉特朗普案”的庭审过程中，法官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：究竟该相信眼睛看到的现实，还是手机屏幕里的信息？
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Karin Immergut 在庭审中对此表示困惑。当司法部律师以“人肉搜索”（doxing）和抗议者与反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为由，试图证明国民警卫队部署的合理性时，Immergut 法官提出质疑：反抗议者并非联邦雇员，而政府又如何能就网络帖子采取行动？
然而，负责审理此案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，似乎对“线上信息”更为关注。其裁决采纳了大量被初审法院认为“无关紧要”的证据，包括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事件，“网络人肉搜索”以及一位被描述为“记者”（但其在当地警方记录中被归类为“反抗议者”，且主要活动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）的遭遇。
“内容”成为政策制定的“幕后推手”？
文章特别提到，上诉法院的裁决所聚焦的时期，恰好与最初的“No Kings”抗议活动相吻合。在全国范围内的“No Kings”抗议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参与的背景下，波特兰的抗议规模也空前盛大。这种大众参与的景象，在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中，似乎被描绘成了一个“战区”，进而支持了总统派遣军队的决定。
这不禁让人联想到，法院的判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右翼内容创作者所生产的“内容”，引发了“现实被修正”的质疑。
网红的“直接对话权”与政策的“变形记”
文章揭示，一些拥有大量粉丝的内容创作者，如Katie Daviscourt和Chelly Bouferrache，甚至获得了进入ICE设施的“特殊通行权”。而Rhein Amacher，尽管粉丝数量相对较少，却也因与抗议者的冲突，被联邦执法部门当作“记者”与当地警方沟通，并成为了国民警卫队部署的“理由”之一。
尽管Amacher的社交媒体内容充斥着对参与者的嘲讽和身份标签化，但他被联邦部门称为“记者”的标签，却神奇地出现在了影响国民警卫队部署的法律文件中。这表明，在某些情况下，“内容”的标签化和叙事方式，可能比事实本身更能左右政策的制定。
“脱离现实”的政策制定与“内容工厂”
波特兰国民警卫队部署事件，被作者形容为“过于线上化”（Way Too Online）。作者认为，法律本应根植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，但波特兰却成了一个“发布、发布、再发布”的循环，成为了由“逐名者”（clout-chasers）构想的国家政策的“制造中心”。
即使是拥有保守倾向的法官，也对这种“脱离现实”的政策制定感到震惊。正如第九巡回法院的法官Susan P. Graber在其异议中指出的，接受政府将波特兰描绘成“战区”的说法，可能会让旁观者觉得“荒谬”。
内容创作如何重塑现实？
文章最后强调，真正的战争，或许并非发生在街头，而是发生在信息的战场上。这场战争并非用石头或催泪瓦斯，而是用智能手机对准智能手机。当越来越多的“内容”在ICE大楼附近被制造出来，并被那些渴望引起唐纳德·特朗普、斯蒂芬·米勒、帕姆·邦迪等人关注的“演员”们精心捕捉时，围绕此事件的法律记录将持续扭曲和腐朽。
如果一群“网络怪胎”能够成功地将波特兰警察局描绘成“国内恐怖分子”，那么，身穿玩偶服装的数百万美国民众，也同样不堪一击。这不仅是对波特兰的警示，更是对整个社会在信息时代如何辨别真伪、抵御“现实裂痕”的深刻拷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