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3月，北京的夜风带着丝丝凉意，中南海怀仁堂却灯火通明。一场中央工作会议已持续数小时，文件堆积如山，茶水几度更换，主席案头的香烟也悄然耗尽。就在短暂的休息间隙，他伸手去摸口袋，却发现空空如也。此时，一股淡淡的青草香气从侧后方飘来，与寻常卷烟的味道截然不同。主席循香望去，只见李先念正夹着一截粗短的雪茄，烟雾缭绕却不呛人。主席带着几分玩笑的语气问道：“先念，这烟味道不错，怎么一直不告诉我？”
一句轻松的问话，瞬间驱散了会议室的疲惫。李先念放下雪茄，笑着回答：“身体要紧，怕呛着您，所以一直没敢声张。”这简短的对话，不仅缓解了气氛，也悄然揭开了这支特别雪茄的来历。
主席对烟草的偏爱由来已久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他在湖南考察农运时，乡亲们便以最朴实的叶子烟款待。那时未经烘烤的烟叶，气味辛辣，却能驱散山间的寒冷。有人回忆，主席常一手提着草编袋，一手点燃叶子烟，在田埂上边走边与农民交谈，烟味与泥土气息交织，弥漫在清晨的田野间。
1936年，在陕北瓦窑堡，红军正筹划东渡黄河。邓华从缴获的物资中翻出几条“白金龙”香烟，递到主席面前，这在战时已是难得的“奢侈品”。“白金龙”是烤烟，带有浓郁的焦甜味。主席抽了一口，眉头舒展，赞道：“劲儿大，行军熬夜用得上。”
1945年，赴重庆谈判期间，周恩来为了疏通各方关系，偶尔会从外事部门换来几包美国“幸运牌”香烟。这些洋烟纸薄味呛，主席只尝了一支便放下，说：“香倒是香，味太杂。”他更习惯于粗犷烟叶带来的直接冲击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物资供应紧张，市面上常见的“大前门”、“金字牌”香味平实。主席批阅文件到深夜，桌角总会放着一包散装卷烟。工作人员劝他少抽，他总是笑着回应：“脑子里得冒点烟，思路才通。”这略带戏谑的回答，也透露出治国理政的巨大压力。
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初，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，国家百废待兴。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，在处理繁重的经济数据之余，也注意到主席的咳嗽日益加重。一次，在四川视察时，他偶然发现了什邡烟厂的手工雪茄。这种雪茄的烟叶经过自然发酵，外包叶油润，燃烧均匀，尼古丁释放平缓。烟厂师傅介绍说：“这种烟呲火慢，不伤嗓子，劲儿却足。”李先念听后深感赞赏，当场订了两小盒随身携带。
他并没有急于将雪茄献上，而是静待时机。他深知，如果主席抽了不适，反倒会尴尬。直到那年三月的夜晚，一支雪茄成了最自然的“引荐信”。主席接过雪茄，用会议桌上的蜡烛余火点燃，轻轻吸了一口，再缓缓吐出青白的烟雾，声音低沉却清晰：“味道柔，底子却硬，有点意思。”他转头吩咐警卫：“记下产地，明天让总务去订，价高也买。”
有趣的是，这支雪茄并未在高层中“独树一帜”。很快，参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干部们也获配少量，用于深夜值班提神。什邡烟厂的产量也随之扩大，四川省财政厅甚至为烟厂批复了新设备。李先念对此打趣道：“主席一句话，带火了一个地方产业。”
然而，多年的辛劳与尼古丁的累积，终究对主席的身体造成了影响。1968年春，他患重感冒未愈，医生再三叮嘱必须控制吸烟。此后，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烟量，将原本放在手边的雪茄分给身边的警卫和工作人员。有人推辞，他则淡淡地说：“大家一起干活，怎么能我抽你看。”语气虽轻，却不容拒绝。
1974年，主席回湖南老家与亲友会面时，曾指着桌上的雪茄状木盒，回忆道：“当年先念那点小心思，我一闻就知道。”说完，他微微一笑，仿佛将多年的政务压力一同吐入了空气之中。
从延安的乡间土烟，到战地的“白金龙”，再到中南海的什邡雪茄，一支支卷烟串联起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节拍。它们见证了紧张的战略筹谋，也承载着同志间的情谊。李先念当时的小心翼翼，源于对领导健康的关切；而主席一句带着体恤与幽默的调侃，则展现了领袖的人文关怀。这支小小的雪茄，虽然未能改变历史的洪流，却在某些关键节点，为决策者提供了片刻的放松和思路的转折。也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，才让那缕独特的烟香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记。
